儒学似乎也起到了一种填补主流意识形态淡弱后的思想空缺的作用。

以《原道》为代表的一群学者于前年年12月在北京开了一个研讨会探讨新儒学在推进当下大陆政治哲学术用层面的可能性与限度。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对余英时先生的死亡之吻说并不赞同。

而体制外的人，博取民间道义资源的手法，则是越右越正义。如之二分确实不尽然，牟宗三、唐君毅的理路当然不是有内圣而无外王，一心开二门就是港台新儒家希冀从传统文化中开出自由、民主的本土化表述。《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儒学层层外推由内圣而外王的步骤，怎么可能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呢？ 站在新墨家的角度，我们认为其实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也有问题。文章提到，体制内人的生存之道，是越左越安全。无论大陆新儒家批评港台新儒家缺乏介入政治建构的能力，或者港台新儒家批评大陆新儒家哲学义理粗疏，都很片面，其中不乏门户之见。

在儒家后面拼贴宪政变成儒教宪政（仿佛是右派言说），在儒家后面拼贴马克思主义而成儒家左派（仿佛是左派言说）可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术用上的急功近利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先秦儒家谈心性的内容更少。元帝并非没有犹豫过，一度曾经想试行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但最终在争议中放弃。

朱熹解释《诗（经）》中宜人宜民的句子时，曾指出人为在位者（贵族），民为庶民，即未受天命的平民。从社会结构转型角度看，启蒙是针对官僚阶层与天子在参与公共事务上的人君结构性矛盾，所给出的一种调和方案。这个阐释当场获得海德格尔首肯。无论是旧天人合一，还是新天人合一，都与具体的个人无关，而只与作为类的人有关。

但是，元帝只承认其灾异天象方面的义理，却不接受其在人事方面发展出的包括启蒙观念的新义理。唯有依照京房易学，才可能把股肱精确定位到三公。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面对任何一件公共事务，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无数意见，每个人也都可能发表意见。托克维尔在基督教欧洲的整个历史中，观察到身份平等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向前推进，一切都显得它是一场无法抗拒的甚至是符合神意的运动。无论是孔子的时代，还是京房的时代，他们所遭遇的问题，都是这同一个问题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呈现。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启蒙定理，通过信实与疑惑，不断消解自然态度，这在本质上，是人类如何从自然走向自由的问题。所以，第二层架构为天人合一，以观念为主。公信力越不足，越倾向于使用强力和暴力。后世易学家即使专心阐释义理，不谈男女之事，也没有否认过这个最初的内涵。

限制意见自由流转，正如限制商品自由交易，将无法有效测知人们的需求，也不知道人们疑惑的是什么。董仲舒之后，易学家孟喜尝试把阴阳灾变之说引入《易》，使《易》可以预测灾变。

孔子试图以道德而非血缘分贵贱，在实际历史中，早在孔子出生前一百年，在春秋大国之一的晋国，已经因为贵族的自相残杀，导致公室凋零，无血亲可用，而不得不启用没有血缘关系的官僚管理郡县。一旦民有权参与公共事务，人与民就合二为一成为人民。

很明显，在这种社会中，居高临下的启蒙已经不可能。与说服的平等主义秩序相反，权威秩序总是等级制的[11]。蒙卦上卦是艮卦，象少男，或说儿童，下卦是坎卦，象中男，或说中年男子。同样，能帮助人们回到信实状态（持守自然态度）的意见，才是有效的意见。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八八六十四卦，每一卦自下至上有六爻（音yao），分别是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

京房以自己的学说为依据，指点公共事务，但并不被天子理解成善意的批评，反被当作恶意的批评（归恶天子）而遭杀害。如果说到了宋代，人君关系终于获得了结构性的解决，那么，开启解决人君关系这一千年难题的，正是京房。

而疑惑是一种不安宁、不满足的焦虑状态。京房察觉了人君关系的扭曲，他努力争取做一点点改进，他没有争取到，反被这种扭曲吞没。

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欧洲启蒙的光照运动内涵相去甚远。观念与结构并不总是同步前进，它们的错位造成社会结构的扭曲，这种扭曲必然威胁着社会中的每个人。

本来四时、四方和《易》的卦象是没有关系的，孟喜发明了卦气说，直接动机是为了预测灾变，却意外地把时空观念引入周易，为后世易学的发展构建了全新的时空框架。这种错位，实际上已经是人君结构性矛盾出现的征象。孔子之后的新天人合一观，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时基本成型。在余英时先生看来，这是从旧天人合一到新天人合一的轴心突破的时代[3]。

在帝国到民国的转变中，主权者由帝转为民，或说从天子转到了人民。当把候引入到卦象中，候为天时，称候以天五，卦为地，称卦以地六。

于是，社会等级身份之间的关系，得以按照易学义理重新阐释，从而，在等级体系中，生出位卑者启蒙位尊者的革命性观念。因此，我们说，翟方进之死是人君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更是一个社会结构性扭曲导致的事件。

所以，第五层为以易解人君关系，以观念理解结构。政治精英不再教导唤醒天子，却转而教导唤醒人民（主权者）。

于是，理论上无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翟方进，同样是在理论上，却要为公共危机负责任。萤惑即火星，被视为灾异凶星，心即星空中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心宿的位置相当于天上的明堂（《史记 天官书》），明堂是天子处理政务的地方，象征政权。注释： [1] 余英時, 論天人之際, 台北, 聯經, 2014, p. 72. [2]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两册）, 商务印书馆, coll. ?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 2011, p. 293. [3] 在《论天人之际》一书中，余英时借用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轴心突破说，重新阐释天人合一观。如何从海量意见中甄别出最有价值的意见，就成了新社会形态下的结构性问题。

无数的意见，只有充分流转，经由交谈、争执、协商、论辩、质证、公开辩论或诉讼等等社会交往行为，才能去伪存真、优胜劣汰，使得最具有价值的意见得以充分传播，最终被人们用于确定信念。因此，人君关系，是贯穿汉宋的结构性问题，对西汉来说，人君关系更是首要政治关系。

在咸卦里，从初爻的咸其姆（交感对方的脚趾），沿着小腿、（大腿）、臀部，逐步上移，直到上爻的咸其辅、颊、舌。如前所述，朱熹曾解释，所谓人，在位者也，正是京房引入六爻的那些代表性社会身份。

《史记》载，在秦灭赵的长平之战后，发生太白蚀昴天象[7]。而中国式启蒙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在不平等结构中进行说服的任务，就起到了身份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作用，就成为了无权者争取权利的武器。